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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899年12月出生于江西临川县李家渡北田村的一个私塾教师之家，1966年因肺气肿病逝世，终年66岁。 我家有一远房亲戚在南昌开毛笔店，年少的父亲与二伯远离家乡在此学做毛笔。中年时，我的父亲在胜利路197号开了家笔墨文具店“天宝斋”，销售一些自产的毛笔、红摹本、练习本、日记本等。父亲是位言语不多，心地善良的人。虽然他一生勤于经营，可是我家的店面始终是不到10平方米那麽大一点点，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生活。 小时候，我替父亲站过柜台，熟悉那些柜台里与货架上的笔墨纸砚的价格。小学学过算术与珠算后，也帮父亲算账。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春节前便写些春联挂在铺里卖。这时我的任务是裁红纸、叠方格。因为桌子小，我便站在桌子的另一边牵纸，父亲每写一个字便往前拖一点，不让墨汁流淌下来。平日放学归来，我们姐弟便帮父亲装订练习本、日记本，硬壳精装的笔记本与线装的账本我们姐弟都会装订。直到1956年《天宝斋》并入南昌市印刷合作社，从此父亲就成为合作社的一名装订工人，靠36元的工资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1955年母亲因脑溢血逝世，终年46岁。那年父亲55岁，姐姐19岁，我13岁，弟弟10岁，妹妹8岁。此后父亲未续弦，一人独自抚育四个孩子，家庭生活十分窘困。 1960年我高中毕业，父亲无力供养我读大学，恰逢西军电来江西招生，军校不用交学费和生活费，我幸运地被保送进入西军电学习。临行时，父亲与姐姐冒着酷暑到火车站送行。后来姐姐写信告诉我，因为酷热与思念，父亲病倒了。 那年月是困难时期，人人吃不饱。父亲不放心我独自在漫天风沙的大西北生活，怕我冻着饿着。第一学期快放寒假了，父亲万般思念我，于是姐姐便发来电报：父亲病重，放假回家。我将电报交于班主任王延明，他没有多问，批准我回家。我怀攥着几十斤全国粮票与一个学期结余的二十几元津贴费回到家中。我告诉父亲，军校学生每人定量是45斤，油一斤。就是肉少，但是吃得饱，也常有大米饭，我很习惯。父亲见我穿着厚厚的军棉衣，脚踏皮鞋，满面红光，也就放心了。但他还是带我去市里最好的餐馆《东方红》吃冰糖发糕。三角形的薄薄一小块就要五角钱，这对于只有36元退休金的父亲，吃冰糖发糕真是太奢侈了。他自己舍不得吃，看着我把又白又细的冰糖发糕送进嘴里，脸上挂着慈爱的笑容。 在西军电读书时，父亲经常用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给我写信，我永远记得信的称呼是“珍儿：┉”。遗憾的是，几经搬迁，这些信已经丢失。 1963年，我突然收到父亲邮寄来的包裹：一只上海牌手表、一条大浴巾、两双鞋垫。我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要这些东西呀 ! 而且我告诉过父亲，军校每个月有津贴费，什麽都不缺。父亲一生从没有戴过手表，家里也从没用过浴巾，可是他却用微薄的退休金给我买来这些，甚至如同母亲般细微到鞋垫。当时班上很少有同学戴表。这块表是父亲托人花费了他近两个月的退休金买的。我抱着邮寄来的物品，想起父亲苍老的面庞，瘦弱的身影，多年鳏居的生活，泪流满面。我一直戴着这块手表读完大学直至工作。浴巾也用得薄得透亮，边也絮了，我舍不得丢弃，将它洗净，叠好，熨平，珍藏起来，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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